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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機器如果能把工作做好，為甚麼還非要長得像人？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恰恰是人形機械人熱潮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問。當機械人能夠站立、行走、搬運，甚至模仿人類的動作，人們往往先感到驚嘆，然後才想起追問：它究竟解決了甚麼問題？又是否比現有工具做得更好？ 近年，人工智能（AI）的發展，讓科技界與資本市場的想像，由「能夠對答的智能」延伸至「能夠行動的智能」。特斯拉（Tesla）、Figure、Boston Dynamics等企業投入人形機械人的研發，勾勒出一個令人嚮往的未來：機械人走進工廠、辦公室與家庭，成為無所不能的助手。 首重實際應用價值 這個願景固然動人，惟願景的吸引力不能代替工程上的合理性；外形的震撼，也不能代替實際應用的價值。人類容易將「像自己」理解為「更先進」。機械臂只會重複裝嵌，看來平平無奇；同樣的動作，換成一個有頭、有手、有腳的機械人來完成，便彷彿象徵着科技跨越了某道重大門檻。 然而，工程設計的標準，從來不應是機器與人有多相似，而是它能否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更可靠的方式完成任務。在平坦、可通行的環境中，輪式設計往往比雙足行走更簡單、穩定

今年6月委託Consumer Search Group（CSG）進行調查，旨在了解公眾對本港環境、社會及管治（ESG）以及人工智能（AI）相關教育與職業發展的看法。調查對象為300名21至45歲、具大專學歷、目前從事或正在求職於主要行業，並聽過ESG一詞的香港居民，數據於今年5月12至16日以網上問卷方式收集，64.3%受訪者持有學士學位，96.7%有全職工作。 整體上，受訪者對ESG的自評知識水平偏高，68.3%在10分制中評為7至10分，當中以21至25歲群組信心最高（88.7%），相比41至45歲群組（43.1%）明顯較高。 受訪者認為企業對ESG的重視程度隨規模遞減：82.7%認為上市公司高度重視ESG，非上市大型企業為53%，中小企為32.7%，微型企業僅22%。 中小微企存多項挑戰 最多受訪者提及的未來挑戰為中小微企難以負擔日益增加的ESG監管成本（61.3%），其次是擔心工作被AI取代（44%），以及企業削減ESG開支（39.7%）。其他關注包括AI耗用能源及水資源（34.7%）、漂綠（企業誇大ESG成果，30.7%），以及綠色沉默

做好事有成本？投資可持續基金可以促進環保和社會責任，但不少人認為企業要做好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需額外成本，影響公司的盈利能力。散戶以財務為優先，沃頓商學院研究顯示，零售投資者對待ESG資訊的方式與財務資訊相同，若ESG消息對股價不利便會沽售，說明一般散戶並不願意為可持續目標犧牲財務回報。 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怎樣？根據一份於2015年由Friedeetal等權威專家做的學術研究證實，可持續基金長期不會跑輸大市。但短期而言，有時贏、有時輸。根據摩根士丹利的報告，可持續基金在去年上半年的中位數回報率達12.5%，而傳統基金僅為9.2%；92%可持續基金錄得正回報，傳統基金則為85%。不過，在2022年就跑輸了，主因是石油及軍工股跑出，而這些股份被可持續基金排除在外。與任何投資一樣，可持續基金存在財務風險，散戶應在心理和財務上做好承受潛在虧損的準備。 散戶仍須了解真實風險 地緣政治與行業排除風險──可持續基金會系統性地排除整個行業，化石燃料、武器、國防、煙草及其他「罪惡行業」。在正常市場環境下，這並無大礙。但當地緣政治危機爆發時，如俄烏戰爭，恰恰是

環境極端主義（Environmental Extremism）行動頻繁透過在知名藝術品或公共地標潑灑油漆或番茄湯等激進手段，來引起公眾對氣候危機與化石燃料開發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的進程，迫使企業與投資者將氣候風險納入決策核心；但同時，極端主義行動所引發的社會反彈，亦成為「反ESG」浪潮的動員工具，對可持續投資框架造成實質衝擊。 公司管治陷多重壓力 環境極端主義的歷史與ESG框架的演進存在深層互動。激進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從上世紀1970年代的動物解放陣線（ALF）到2018年後的滅絕叛亂（Extinction Rebellion）及「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抗議者封鎖道路或潑漆藝術品，在相當程度上迫使企業、監管機構及投資者正視環境風險，並將氣候相關議題納入公司治理討論之中。 大規模破壞性抗議使氣候議題成媒體焦點，迫使管理層在股東大會上回應環境立場。投資者援引環保壓力作為企業管治缺失的佐證。 2021年，小型對沖基金Engine No.1 憑藉ESG理由，在主要資產管理公司的支持下，於埃克森美孚董事會

內地價格戰窒礙ESG發展 近年流行的「內捲」一詞，描述一種非理性過度競爭的惡性循環：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企業競相壓價求存，導致利潤持續萎縮，最終令整個行業陷入「增量不增益」的困境。「內捲式」價格戰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三個維度均製造了顯著的阻礙，嚴重威脅中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企業往往優先削減不直接影響短期生產的支出，包括環境保護投入。以電動車供應鏈為例，在成本控制壓力下，企業在原料選取和加工處理中被迫放棄更有利於環境保護的選擇。外賣行業的低價競爭則導致大量增加一次性包裝品的使用，對環境造成額外負擔。 資源浪費延緩雙碳達標 過剩產能造成資源浪費，大量工廠在低利用率情況下運作（例如，部分省份集中式太陽能電站虧損超過180億元人民幣），令Scope 1和Scope 2排放相對於每單位有效產出大幅上升。此外，持續的通縮壓力令企業難以為碳排放管理投入必要資金，延緩了「雙碳」目標的實現進程。 「內捲式」競爭最直接的社會影響是對勞工群體的系統性壓榨。企業為維持成本競爭力，普遍採取壓低薪酬、延長工時的策略。長期來看，此類行為不僅引發員工流失，更可

特朗普反ESG竟帶來好處？ 這個問題似乎既奇怪又尷尬！特朗普對ESG有貢獻!? 眾所周知，特朗普的政策是反ESG。矛盾的是，特朗普對ESG的敵意反而為這場反ESG運動 (Anti-ESG Campaign)帶來了幾項意想不到的好處： 減少漂綠行為，增強真實性 特朗普的懷疑態度無意中迫使企業超越空泛的可持續發展聲明。企業再也無法依靠表面的ESG資訊傳遞而不面臨嚴格審查，這推動了對話朝向真正可驗證的可持續發展實踐，而非營銷包裝。ESG周圍的「噪音」正在被剝 離，為更嚴謹和真實的ESG實踐騰出空間。 ESG 展現出的韌性 ESG 比批評者預想的更為持久： 披露二氧化碳排放的美國公司從四年前的約6,000家增長到今天的 24,000 家。 ESG 數據提供商和評級機構的收入持續增長，顯示投資者仍然重視並願意為ESG資訊付費。 超過四分之三的首席財務官計劃在聯邦政府不友好的環境下維持或增加可持續發展投資。 只有6%的美國公司正在進行大規模減少ESG相關活動；大多數公司只是調整ESG相關的措辭或表述框架，而非放棄實質內容。 個別的州政府強化國際合作...

全球加強規範禁企業「漂綠」 漂綠（Greenwashing）是指企業、組織或政府透過誤導性宣傳、選擇性披 露或誇大手法，將其產品、服務或營運模式包裝得比實際更具環保效益 （假環保），以獲取消費者信任或投資者青睞的「粉飾」行為。這是一種 偽裝成友善環境的營銷策略，旨在遮掩其實際上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或無作 為。 問題的規模與普遍性 漂綠現象已成為各商業領域的常態而非例外。歐盟委員會2020年調查發 現，53%的環保聲明含糊、誤導或缺乏依據。針對塑膠產品的研究更揭 示，75%的環保聲明是企業自行宣稱，無獨立驗證；49%的資訊不足以讓 消費者評估真實性；26%完全沒有支持證據。全球52%的消費者曾遭遇 品牌虛假或誤導的永續資訊，形成「信任赤字」，削弱真正永續努力的成 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2023-24年間整體漂綠案件減少12%，但高嚴 重性案件激增30%，顯示企業的欺騙手法日益精密。更令人擔憂的是， 2023 年涉及漂綠的企業中，30%在2024年再次違規，表明現行執法機 制不足以遏止慣犯。 主要產業的漂綠模式 2025 年10月，巴黎法院裁定Total

文章第三篇：迎難而上：以社會價值思維驅動商業與社會創新 成為價值創造的「翻譯者」 來到系列終章，無論您是從頭追讀，還是初次到訪，我希望傳遞一個核心理念：SROI對我而言，不僅是工具，更是一種戰略思維模式——它讓我們在實踐公益時，能同時兼顧「立意良善」、「執行有效」與「資源善用」。

文章第二篇：執行的困局：當「社會價值會計」遭遇現實考驗 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上篇文章探討了SROI的原則與初心——旨在借用會計學的嚴謹，將社會福祉與環境目標融入資源分配。正如社會價值國際的使命：「透過衡量和管理社會價值，改變決策方式，創造更公平、可持續的世界。」

文章第一篇：良心有價？為「社會效益」貼上價格標籤的思辨之旅 從一堂課說起 上週，我完成了一場關於「社會投資回報率」的深度培訓。作為長期從事可持續發展倡導與教育的顧問，我接觸過不少評估工具，但這次學習讓我持續反思一個根本問題：我們該如何向持份者（投資者、社區、合作夥伴）清晰講述一個項目所創造的、超越金錢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