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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森林,挖掘鐵礦,生產線源源不絕地製造鋼鐵、汽車零件和通信設備,森林的消失和高工業排放容易使人聯想到高碳足跡的經濟體。然而,瑞典在2020年[1]的碳足跡為人均3.2噸,相比之下,歐洲是7.77噸,美國是15.3噸。事實上香港作為服務型經濟的人均碳排放是6.66噸,而製造業僅占GDP的6.5%。

自1970年代以來,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一直在下降[2]


創新是門好生意

雖然人們可以將小的碳足跡歸因於公共政策,但瑞典企業在這方面也起到了作用。瑞典人商業化了拉鍊、三點式安全帶和心臟起搏器,將一些由問題驅動的解決方案,變成了有利可圖的業務。更近期的成功案例包括燕麥奶和碳中和鋼,這些都著重于創新以減少碳排放。


燕麥奶的歷史出奇地短,它是在1990年代在瑞典隆德大學發明的,研究乳糖不耐症和可持續的食品系統。除了為那些不能攝取乳製品的人提供一個選擇外,燕麥奶的消費產生的二氧化碳是乳製品的三分之一,沒有甲烷,水的使用量是乳製品的1/15,土地使用是乳製品的1/10[3]。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它迅速受到歡迎,作為先驅者Oatly進入全球市場,每年產生7億美元的收入。在上市的當天,Oatly的估值為130億美元。


這些努力不僅僅是在環境方面,瑞典企業在社會維度方面也處於領先地位。例如,音樂流媒體公司Spotify(沒錯,它們也來自瑞典!)鼓勵員工按照他們的個人信仰或宗教選擇其他任何公眾假期。這種靈活性政策支持公司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尤其是當遠端工作已經成為新常態時,這幾乎不需要額外的成本。


走在前面

與鄰國挪威不同,瑞典並不富有自然資源。儘管他們的人均GDP現在在世界上排名第14位,但上次的經濟危機只是三十年前。這個經濟體依賴于創新,這種創新利用了優秀的教育、鼓勵冒險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創業的支持以及關鍵的長期思維。


自那次危機以來,政府擁有或共同擁有不同行業的各種公司。這些國有企業自2007年以來都要提交符合全球報告倡議(GRI) [4]的可持續性報告。2012年,他們被要求設定包括多樣性、環境問題、人權、工作條件、反腐敗措施、商業道德和性別平等在內的可持續性目標,這些都與公司的運營相關。私營公司迅速效仿,並在要求變為強制性之前成為了一種標準。


使其可比

在日本和瑞典公司[5]的可持續性報告之間進行了有趣的比較,PWC指出,瑞典公司的報告平均長度為49頁,不到日本公司的一半。瑞典公司的報告,雖然包含了一些案例研究,但重點是策略、管理方法和結果。例如,IKEA[6]展示了如何連接材料分析、可持續性問題和公司的重點領域。然後,報告討論了每個問題的進展和每個目標下的主要活動。最後,列出了每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下的所有活動。


83%的瑞典公司聲稱他們的報告是“符合”GRI可持續性報告標準的。這為諸如投資者之類的利益相關者提供了一個一致的框架,以比較公司之間的可持續性目標和其報告的活動。


代代相傳

香港和瑞典的一個共同點是,許多企業都由創始人或創始家族擁有。“這種長期的心態,重點是為客戶提供服務並照顧員工。” Baillie Gifford這樣評論瑞典的商業哲學[7]。Baillie Gifford 作為一家百年基金,以長期投資著稱,他們持有時間最長的股票之一Atlas Copco 是瑞典的工業設備製造商。「家族在那裡保護和維持這些企業。他們希望將它們傳遞給下一代,使其比他們繼承時的狀況更好。」


這確實讓我們想起了香港家族企業中的代代傳承。在香港,家族企業的一個特點是把照顧員工當作對人才的投資。在社會方面的另一個貢獻是持續地投資于社區事務,如教育、公共衛生和底層人口。


ESG不僅僅是收集資料和提供關於它如何支援投資案例的見解。瑞典提供了如何將創意靈感與實際問題解決結合起來,並將其商業化以建立成功的企業,並進行長期投資的好案例。早早採用GRI作為報告框架,瑞典公司還使他們的ESG報告變得更加專注和可比較。它是完美的嗎?不。我們能從他們那裡學到什麼嗎?很多。



Author: 梁振豪先生, Certified ESG Planner - ICSD 國際可持續發展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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